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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伊斯兰学术发展与中伊学术生态营造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河北大学伊斯兰国家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0）
收稿日期：2016-06-08
作者简介：金强（1980—），男（回族），河北河间人，新闻传播学博士，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编辑出版系副主任、副教授，河北大学伊斯兰国家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编辑出版、回族报刊研究、伊斯兰国家与媒体研究。
摘 要：中伊文明交往历时越千年，虽历经朝代更迭与统治者政策起伏，始终具有吸引对方交往的魅力和保持和平交往势头的能力。地缘政治相近也好，经济合作前景广阔也好，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应该且可以保持高水平和深层次交往。中伊交往的智慧，需要梳理，首先是成果和经验梳理，回族的诞生便是中伊交往硕果的明证，读懂中伊关系应该首先加强对国内回族伊斯兰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并加强相关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消弭久存不去的学术空白，并给予合理定位。此外，在新的时代机遇和发展战略下，中国也需要明确自身的文明主体和文化主流，并将从属文明和次文化做通盘考虑，以便在交往中运用好组合策略，发挥综合优势。
关键词：一带一路；学术；生态；伊斯兰；营造
中图分类号：B9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2-0586（2016）04-0086-06
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中谈到“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1]，“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1]。而“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以及“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1]也是习近平主席所重点强调的。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六性”，即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这六条要求都必然指向挖掘历史传统、意识形态、学术源流、政治操守、友好交往中的真、善和美。
一、从“学说互鉴”和“文明嫁接”谈学术生态
任何一种文明与文化，都不可能是在封闭的状态下通过严加管教和精准培育而生发，它必然要经历风雨雷电和寒来暑往，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催化下，由量变到质变，更要面对生动复杂的人类社会，在涤荡洗礼中有所坚守和演进。历经挫折和磨难，把握机遇与享受荣耀，才有可能缔造出一种经得起更大考验的文化与文明。在这个过程中，也常常伴随着“学说互鉴”与“文明嫁接”，其中的关键引擎是学术传播和文化传播，其核心作用的是互动思想和传播思维。人类文明的百花园中没有哪一种文明与其他文明基因完全不同，极不融合且具有极端排异性。
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正需要对以中国文明为中心的世界文明和文化体系进行与时俱进的评析，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流，以及中国随着国力提升而可能拥有的位置。“近三十年来，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儒学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对此，主流意识形态始终态度暧昧。”[2]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了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认为，“从这绵延2000多年之久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二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三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3]习近平主席进而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希望中国和各国学者相互交流、相互切磋，把这个课题研究好，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3]。习近平主席还强调“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应坚持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科学对待文化传统等四个原则。 这四个原则也是“学说互鉴”与“文明嫁接”的必然要求。
国防大学教授颜晓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传承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传承者，“我们承认，儒家等传统思想文化，有历史局限，存在着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要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4]。此表述符合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同时他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可以进行两种传承和多种融通，并对其进行高层次的对接与嫁接。
由此，“中国化”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成为了文明定位和文明进步表述中的基本目标和行动方法。有学者认为，这一局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儒学认识的历史性转折”[2]。如果梳理20世纪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律动脉搏，一定会发现有“心律不齐”的现象，高低快慢的情况都出现过，如“反孔批儒”和“评法批儒”。人类社会的发展并没有任何真空地带可以为人文社会学说提供绝对意义上的试验场，但人类社会可以互为镜鉴，于是有了“摸着石头过河”，而蹚河也难以走直线。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的学者们，应该有自己更为清晰的认识和更为合理的解释。
笔者认为，用类政治性词汇去试图加深人们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和儒家文明突变的认识，此种提法并不新鲜，且常会表达失当。笔者亦不赞同在人文社科领域，继续大量使用此类词汇，如“转折”“转型”“革命”等，这些词汇多数饱含着强烈的颠覆感或顿挫感，并不适合人文社科领域的基因属性，部分词汇的表达效果也不符合人文社科研究的本体特征。表达强度太过激烈，常会把语义场带入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尴尬与冲突境地。尤其是对于政治学说和文明体系，应避免彼此间出现强烈的干扰、对抗甚至颠覆。
回到文明本身，笔者认为，文明、文化、主义、学说、纲领等词汇，在中国的实际学术表达应用中，其对内和涉外的词汇含义，特定使用环境下的内涵和外延也多有差异。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学说中，使用的是“中华文明”一词，该词在中国学界和西方学界究竟是如何界定的，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华文明”和“儒家文明”在新时代的内涵外延的新发展，有何契合和抵触之处，应该成为首先要弄明白的问题之一。尤其是何为“中华文明”？它是单一的儒家文明还是杂糅文明？是本土文明还是嫁接文明？它大致生成于什么时间，在历史上扮演过什么角色？它与周边文明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可以是怎样的？有了习近平主席的四点原则和诸多的指导思想，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将越来越清晰。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中华文明和文化的地位问题，结构问题和价值判断问题，越来越成为热点和焦点，必须做到在新的内外环境下有效解决和从容应对文明、文化和学术间的沟通与对话。
二、 以“伊斯兰学”为代表的东方学研究的学术热点缺位问题
由《文史哲》杂志和《中华读书报》共同评选的“2014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于2015年5月1日公布，“十大热点”中最热的还是儒家学说，有关儒学与国学、西学与民间学术、考古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认知和探讨，并由此延伸出了对一大批古典学者逝世的深切缅怀和对古典学术传承问题的巨大担忧。此中必然的价值诉求是，儒家文明和相关研究的衰微，不应该出现在中国自身建设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的时代。如何保持儒家学说的学术气场和场域道统，以及这个道统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下继续服务好当代社会，正在成为新时代“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要求解答的必然课题。而由上述两家单位共同评选的“2015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依然延续了这个思路，但明显的进步是，“‘一带一路’国策引起学界热烈呼应，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更加深入”[5]被作为2015年热点之一提出。
如果对比2014年、2015年的国际和国内十大新闻，则能充分感觉到另外一个场域的存在，即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尤其是在应对国际和地区复杂局势和保卫自身安全方面的进步，包括在树立国家自信心和构建国家形象方面，这也同样需要在执政党政治引领、国家文明属性定格和传统文化保持间做好平衡。
在2014年， “一带一路”一词已成为在中国政府、媒体和民众中最流行的词汇之一。“一带一路”的话题探讨意义，以及有可能催生的新发现和新领悟，势必加速中华文明理念与伊斯兰文明的相互审视，也势必带来以东方学特别是中国学为基础背景的世界图景建构，而这也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应该呈现在一年一度人文学术话题探讨的重要性排行榜中。而最近两次有关人文学术热点的评选，依然可以看出，有关“一带一路”的探讨，还基本被认定为经济命题，对于可能涉及的人文社科领域，也多仅仅是在探讨政治和外交引领下的策略，而非实质性的学术和文化研究，而这些研究也多是对已完成的项目、措施做出评价，更近似于即时新闻、新闻评论或工作总结，研究的深度、广度和精度还无法起到引领作用，甚至还无法打牢对话的“地基”。而前瞻性的思辨和对实质问题的深入挖掘，尤其是对尖锐问题的回击，应该提上日程。
有关国际话题的探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人文社科界一直有一个道统就是自然将重心放在欧美，导致“放眼望去皆欧美”和“言必称欧美”的境况。笔者认为，欧美老话题所带来的学术疲惫和学术侵占，已经与“一带一路”战略所需的新的知识和观点产生错位和脱节，即“一带一路”架构所需要的学术营养不足，或说是天然失衡，应该引起强烈反思。在“一带一路”新背景下，学术场域应该更加开放包容，沿线国家的未知和欠知领域必须进一步开放，学术资源的必然填充与学术视域的适当转移势在必行。此外，政治格局和外交政策对于人文社科领域的期望和指导，也应成为“一带一路”背景下将伊斯兰国家置为热点话题，将“伊斯兰学”设为热点学术视域的重要理由之一。
另外可以对比思索的是，今日国人对西方的忧患更大，还是对东方的忧患更大？是基督教文明还是伊斯兰文明？两题答案可能是盘根错节的，在西方媒体自911事件后的强烈鼓吹下，伊斯兰文明遭遇的忧患显然更大。但笔者认为，中国在21世纪的全面崛起，首先应该在国人头脑中植下一个宽广与均衡的世界图景，包括在政治交往、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领域。从目前来看，笔者认为应该在适度精化和深化对欧美国家研究的同时，增加和扶持对于东方尤其是伊斯兰国家的研究，特别是继续催化国际学术背景下中国学者的伊斯兰文化观照和中国穆斯林学者可能带来的学术构建蓝图。
笔者认为，当下的人文学者在研究西方国家时，容易国家先行，并进而探究其中隐藏着的宗教因素；而对伊斯兰国家研究时，是宗教先行，宗教衬底，如果不懂伊斯兰教，则基本无法进行深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否重视这个门槛的存在？并是否可以跨过这个门槛？应该成为学界新战略规划中的重要议题。笔者亦认为，应承认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研究入口、路径与方法的另外一种学术进入方式、语言体系和呈现载体，西方国家学术资源一统天下的局面应该被打破。
因此有关“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包括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几乎都不能绕开伊斯兰国家，发展中国自己的“伊斯兰国家研究”，这既是地缘政治的发展基石，也是利益诉求的引擎。如何让中国的脚步更顺利地踏进伊斯兰国家的土地，并在这些国家走好想要走的路，如何建立深层次的交往和互信，成为永远和平、互相珍视的朋友，也显然需要对伊斯兰国家有新的更深的认识，学术研究也应满足这样一种期冀。
三、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的学术对接、人才培养难题及研究期待
在新的“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如何思忖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关系，笔者不认为必须在三者中做出你高我下、你优我劣的评价。但现实中有关文明的比较却时常发生，且产生优劣评价。谈清楚这个问题，树立本体意识和强化自身观念很重要，彼此沟通也很重要，优劣强弱是在动态交往中呈现的，且在历史交往中已经呈现了清晰的历史轨迹。
笔者认为指向性明显的“揠苗助长”式的学术人才培养，多数只能在学术阐发中形成“水过地皮湿”式的肤浅印记。笔者认为研究学者的最佳经历应在这三种文明（抑或更多文明）中都不带功利性地生活过，真正接触当地社会，尤其是和他们一起感受信仰和文明的核心与实质，被这样的文明浸润过，也在各文明中都有层次较高的知心朋友，能够迅速而正面地获知有关这个文明和这个国家的基础信息和发展要旨。尤其是对于伊斯兰国家的相关研究，应推崇比较式和体验式的“生存”，这方面的高水平成果值得期待。笔者特别强调的是，“生存体验”和“文化浸润”应该成为研究的基本要件和高层次成果成行的前提，对伊斯兰国家的研究中可以也应该做这样的尝试。其中，“生存体验”和“文化浸润”中不应有先入为主的拒斥感和世俗偏见。
另一个现实聚焦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家学说关系的探讨，尤其是对儒家文明的定位，即国民以何种信仰形态和理论框架去和伊斯兰国家打交道，是必须要做好顶层设计和利益权衡的，当然也必须做到内政外交一致。很显然，儒家文明是否是中华文明的从属文明，是一个必须界定的问题，它是否能够代表中国与伊斯兰国家进行对话？又与现行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有哪些抵牾？这个问题不应回避。又如文首所提的“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究竟是如何鉴别，如何扬弃？ “新儒家”[ 新儒家是指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扩大，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新儒家之所以“新”，如方东美所说：“返宗儒家，融合中西哲学，以建立新儒学”。牟宗三说：“凡是愿意以平正的心怀，承认人类理性的价值，以抵抗一切非理性的东西（包括哲学思想、观念系统、主义学说、政经活动……），他就是儒家，就是新儒家。]学说越来越博人眼球，也提振了部分国人的士气，在中国的“精气神”已经完全不同于20世纪的21世纪，执政党如何看待它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对外交流对话的政治底气。
美国9·11事件以来，积累十数年的对伊斯兰国家报道，基本未能展示伊斯兰真实准确和正面积极的形象，在论调上跟着西方走或者有意无意附和西方论调，致使在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了不同层级不同维度的空白和较多问题的判断误差，这些都应该是新时期学者们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使用简单和肤浅的价值判断词汇，对自身生长数千年的文明进行缺乏深度观照的判断和总结，这样的做法不符合文明本身发展的规律，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极不尊重。如果再涉及由于伊斯兰信仰而派生的众多从属文明和次文化，就更加复杂，这些也都是加强和巩固“一带一路”战略成果的必然要求。目前国内的伊斯兰研究所展开的宽度、广度、角度和锐度都还远远不够，且其在主流研究体系中的缺位与低位，已经成为了一种现实阻碍，甚至威胁。
进一步说，从时间视域中，传统的儒家文明从未断绝过，并因为自身强大的包容度和吸引力，嫁接并协助孕育出来了中国式的伊斯兰文化，至今已经超过一千年，且仍在演进中。从空间视域上，普通人却难以将自身立即浸润到这种文明中，尤其是在城市文明比较集中的东部地区，绝大多数民众并不清楚也不了解这种文明。弄清现实中中华文明的存在状态，并进而细化到其中的从属文明和次文化，并结合伊斯兰文明，做好两者或多者之间从属文明和次文化的正面对比与连接沟通，尤其是从史脉角度梳理已有的经验，基于现实合作需求设计新的共通可能。
当国内争辩此起彼伏时，国家战略并不会停下脚步去等学者们想清楚再对外回应，学者们应该将自己推向国家发展战略的最前沿。至于在对外交往中经常会出现的“思维空白”与“精神恍惚”，病灶也多集中于此。当提到“一带一路”时，马上就会联想到历史上传统的儒家文明在“丝绸之路”的牵引下与伊斯兰文明做耐心细致地对话与交流，这种史脉传承中的智慧应该从学术研究中走出来，更宽更广地走向民间。另一种担心是，并未在新时代特别是21世纪砸实的新儒家根基，如何在当下的高层次交往中与伊斯兰国家进行政治对话、经济合作和文化沟通？在交往中，更多地谈论马克思主义还是新儒家？笔者并不讳言，如果谈论马克思主义，必定要涉及无神论，显然会与以有神论为主的对话方产生不可避免的分歧。如何避免产生分歧，以及出现分歧后如何解决？这些都是新的研究期待。
此外，笔者认为单靠研究工作难以带来问题的根本解决，但研究是高水平深层次认识的根基，研究先行应该鼓励组建新式智库或智库联盟。目前，在相关学术领域的不合理学术资源配置，以及对某些核心问题的研究态度难以形成聚合，导致思想传播浅表化及民间舆论场混乱，而这显然与宏伟的国家发展战略不相匹配，应该加以改进。经济发展的机遇，如果不配合文化尊重和政治互信，根基就难以稳固，关系维护也较难持久。更多优秀的文化学者和政治理论家，联合多教兼通的宗教人士，合议“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必然面对的文化相通和民心相通难题，是新的研究期待。
四、回族穆斯林学者的定位与新学术生态营造建议
伊斯兰，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传入中国时，正值中国国力强大、心态开放、价值多元、文明包容的唐代，几次较大的发展机会，也多是在中国国力较为强盛，思想包容、兼收并蓄的时代，其中也伴随着个别朝代受到打压导致冲突暴动，但主流是好的。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上千年的融合演进史，这种交往的时间长度不输给任何一个其他有可能成为今天合作伙伴的邻居或朋友。从现实看，目前中国约有半数邻国还在延续着这种超过一千四百年的信仰与文明。伊斯兰在中国本土，在半数邻国那里，都是实在发生和伸手可触的。如果用双脚去走近，用双眼去观察，用心去交流，就会发现一个与媒体报道的不一样的他们。通过加深了解中国的穆斯林民族，进而加深对世界穆斯林的了解，无疑是一个必要途径。
在中国，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的融通有直观的观察载体，即中国回族。在中国回族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文明的对话、交流和融通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在华夏大地上“大杂居，小居住”，即融通了伊斯兰智慧和儒家智慧，并作了巧妙的变通与取舍。在一个中国式的东方维度里，要接纳一个伊斯兰维度，或者只是作为一种平等的审视和对话的客体，也并非在隋唐后的每个朝代中都能出现，矛盾冲突的原因以及最终问题的解决方式，都应再加探讨，且并不难从中提炼出今天适用的经验和智慧。
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的朝代更迭数代，对伊斯兰教的态度有打有拉，有紧有松，对伊斯兰教的包容度有宽有窄，对周围伊斯兰国家的态度也有冷有热，导致这些变化根本原因除了边缘接触的宽与窄，相互国力的强弱对比之外，是文明之间的相互打量相互审视出了问题，还是并没有将视野集中到文明而是集中到了更细的科学与科技？还是部分由于统治者自身的纲领、态度与胸襟出了问题？还应该思考政权的更迭和统治者的更换有没有影响到中伊文明交往的主流，注重主流和中心是如何在中华大地上做到递接和流转的。还应反问，对于科学和科技的追求，能够使思想和信仰问题迎刃而解吗？
在大多数中国典籍里，对伊斯兰信仰和文化现象或者其现实的记录和评述，一直处于亚文化或浅表层状态，期间断断续续、浮浮沉沉，但基本也表现出了对伊斯兰文明和文化应有的尊重。另一方面，在中国穆斯林学者尤其是回族学者留存了大量的经典著作，他们多是结合了中国自身情况对伊斯兰进行了中国化或者中国式的再阐释，多数著作在心态平和的学术观照下做了融会贯通，并未发生激烈的习俗冲突和明显的文化排异反应。再次，在中国传统经籍里，有关这伊斯兰教方面的学术和思想，也总能吸引到部分非穆斯林身份的国学大师，他们中有一部分也曾直接参与到了有关中伊文明之间的比较、对话和讨论中。此外，笔者认为，有这样意识的非穆斯林学者，多是在偶然的状态下接触到伊斯兰，或者有穆斯林朋友，感觉新鲜而随即发生兴趣，且自愿投身此研究，发现问题、寻找答案、贡献观点。综合上述情况，都表明，自唐宋以来的中国传统学术道统中一直存在着“伊斯兰”这一支，而这一支派的自然生长一直作为与伊斯兰国家联系的天然纽带，又恰逢“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施，应该获得更多的雨露滋润和施肥培育。
以伊斯兰教发展之脉络和其对世界之现实影响力来看，中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整体态度和局部观照，绝不应再主要表现为经济、军事和外交方面，而是应向文化、宗教和艺术方面演进。目前，就笔者所查，中文伊斯兰教书籍虽然总体上丰富多产且自成一体，但对世界伊斯兰思想和文化的贡献度和影响力还偏弱，中国穆斯林学者的天然优势是在对话感觉、尺度把握和对话方式上，但对话能力和对象广泛性还有待增强，对话领域也还有待拓宽，这也正是“一带一路”等相关国际合作提升对外话语质量、深化互信合作的必然要求。
此外，明清以来回族伊斯兰学者先辈们的思想和学术贡献，也应批判地继承，他们的研究志趣、研究能力、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是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当下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环境下，并不必然适用，因此也必须加以品鉴、选择，不可全盘接受和照搬照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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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21cn.com/domestic/yaowen/a/2016/0612/11/31145144.shtml,2016-06-12.
[2]2014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揭晓[EB/OL].中华读书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hina/gqmq/20150502124252.html，2015-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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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4/c_1112612018.htm,2014-09-24.
[4]崔小粟.一年内三次亲近儒家 习近平为何如此强调重拾传统文化？[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25/c164113-25731729.html，2014-09-25.
[5]“2015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揭晓[EB/OL].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6/04-13/7833214.shtml，2016-04-13.
The development of Islamic scholarship in Chin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ecology between China and islamic worl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in Qiang
(Hebei University,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bei University,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of Islamic Countries at HBU, Baoding, Hebei, 071000)
Abstract: The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between Islamic world and China las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lthough with the change of dynasties and rulers’policies fluctuation, but always kept the charm and attraction to each other,and the ability to maintain peace communication . Geopolitical politics or similar, or broad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Islamic civi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should and can maintain a high level of interaction and going deeply.The communication intelligence between Islamic world and China ,needs to be sorted, and first to comb the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the birth of Hui nationality is the proof and fruit of such communication.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 better,we should firstly strengthen the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Hui Islamic culture, and also strengthen the relevant academic research and personnel training,to eliminate the academic blank that exsiting for long period, and to give reasonable academic position.In addition, in the era of new opportu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China also need to clear the mainstream of its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and also the slave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mus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order to make good use of combination strategies in the communication, play the comprehensive advantages.
Key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cademic; ecology; Islam; create
载于《回族研究》，2016年第4期，P86—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