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伊文明友好交往与交往智慧的几点提示 金强 白贵 2013年5月，著名学者易中天在北大的一场讲座中，将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果断地排到了世界第一等文明的前三位，并用油、奶和水来比喻三种文明的存在状态，这一判断和比喻引起了当时学界乃至普通民众的密切关注、广泛讨论和深层思考。水化万物、上善若水，对于中华文明如水的精巧比喻，符合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情感寄托和生存理想。笔者初感，中伊文明有可能基于这样一种“新的论调”而出现更高层次的沟通与交往。（注：中伊在此文中为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的简称） 一、易中天中伊文明定位的再解读因定位新颖、言之有据，易中天这一表述博得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同，尤其是博得了华人穆斯林学者圈的高度赞赏。笔者设想，同样的表述若出自穆斯林学者，很有可能得不到如此回应和礼遇，但来自国内知名非穆斯林学者的意义自然不同，来自著名学者的意义更为不同。汉族学者表现出对伊斯兰知识的兴趣和学术亲近，历来受到穆斯林学者的欢迎。回到现实中，在与众多伊斯兰国家的交往中，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穆斯林因其先天优越性，承担了几乎难以替代的责任和担当，成为了中伊交往的必然纽带和桥梁。“宗教先行”是中伊交往的重要特点，中阿博览会之所以选择在银川开办，也正是这方面的考量。这一点不可回避也无可厚非，银川市的街道用阿拉伯语标明路名即是一例。国家互信的基础是政治互信和民众互信，归根到底是理解和尊重对方的主流价值观。国与国之间合作的深层期待是相互理解和尊重，回应并珍视对方的主要关切，尽可能接受平等状态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因此，易中天对世界文明体系中层级的表述，实际上欲摘除美国学者亨廷顿扣下的“文明冲突论”的大帽子，并为当代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大外交与大合作提供了及时的“兴奋剂”和“营养素”。但这个话题并没有在接下来的主要官方和学术场合被非穆斯林学者再次引爆过，随着“一路一带”国家战略的加紧实施，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易中天的说法加以重视。一直以来，中国的穆斯林学界和非穆斯林学界对相关现象和问题存在着较大的接触差异和认知差异，对伊斯兰的衡量与评价就是其一。由于易中天的相关言论的确振奋了中国穆斯林的精神，在接下来被中国穆斯林视为友好贵宾，被邀请参加了不少有关伊斯兰的文化和商业活动，并在诸多场合进一步深化了有关表述。笔者认为，易中天与中国穆斯林的交往增多，也会促使他做出更加具体而深刻的描述，并在主流话语圈有更多充满新意的表达，甚至提出改进和发展策略。易中天所起到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是近些年来学界少有的。易中天版的“三驾文明马车”在行驶中也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尤其是在新世纪的飞奔中，应该是并驾齐驱的场面。但，如果文明间缺乏主动的心理契合和深层次的情感理解，势必导致明争暗斗增加，尤其是对某一文明的看法固执保守，严重的标签化甚至妖魔化。通过对易中天的相关解读，笔者认为起码可以辅助理解如何促进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两架马车如何在新世纪并驾齐驱。 二、中伊文明交往中的心理暗示、思想包袱与逻辑辩证近日，国内个别地方出现了有关穆斯林饮食和服饰方面的争议性事件。在新媒体时代，此类事件在中国穆斯林的朋友圈中几乎成了必看必转必评论的内容。表面上是某个单位发生的内部事件，但其实际的利害影响到了深层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关系，且其影响范围也并非局限到西北。以某高校出现的盖头事件为例，笔者认为盖头事件只是一个触发点，过多批评高校校方如何在这一个事件中表现不佳，甚至深挖教育根源，将使矛盾政治化和扩大化。为了就事论事，部分穆斯林学者热心肠地挖历史、找理论、引出处，试图对校方进行“科普”。这种应对方式也是中国穆斯林在面对类似问题的历史经验重复，是一种自然的应激反应，但之所以类似问题时有发生，说明对于深层次的问题探讨和矛盾化解还需要借助其他手段。在新媒体时代，对话双方很容易形成自说自话的状态，信息沟通中时常出现严重的缺位与错位，信息流无法形成闭环，简言之，目标群体与实际接触群体几乎不是一群人，意见表达和观点呈现也存在欠缺与偏差，信息发布源与信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都存在着待改善的方面。在中国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存在着不成熟、不健全的对话模式和不健康的对话逻辑。中国的穆斯林民族在享受恩泽的同时，也经受着双重考验，一方面作为华夏儿女要保持基本的汉文化特征，一方面作为穆斯林又要不失作为信众的基本信条。实践证明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而是完全可以做到相互包容的。正如上述，当两个优秀的强势文明交汇时，其结合部不应是锯齿锋利状的，而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状态，这便是真正高层次文明交往的健康逻辑。每遇重大敏感事件，穆斯林群体首先要进行自我澄清、自我保护，进而自我反思，这主要因为对话的不顺畅以及信息遮蔽和世俗成见，造成了在实质对话中自说自话和浅尝辄止，在信息交流不充分不确切的情况下，容易造成大量的误解和伤害。为了防止现实矛盾扩大化和次生伤害发生，受伤一方多不再辩解，或不再被允许辩解，但这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心理暗示”甚至“交往恐惧症”。中伊交往的一个基本逻辑是，以平和的信仰而相互珍视、相互谦让，从历史中寻找经验，在事件中积累智慧。伊斯兰的本质是和平，儒家文明的要旨是中庸，中伊之间不可能产生实质性对抗，可以放心大胆地交往，并保持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一个必须加上的引线是加深对伊斯兰教的认识、理解与尊重。在中国自信于21世纪将是属于中国的世纪时，中国也必须接受一个在历史上层多次重复并多次刷新的文明理解、借鉴与沟通问题。大国必有大气度，学会接纳是成功交往的第一步，至于细枝末节问题，应秉承求同存异与平等相待的原则，交给时间检验并交给民众评判。中华文明的再次勃兴恰与穆斯林人数的激增处于同一相似的发展周期，对世界的憧憬也存在诸多相似图景和构建方式。 三、中伊交往要求必须从“文明冲突论”的阴影中走出在国际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亨廷顿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日渐失势，虽还有部分中国学者依然迷恋这一饱受争议的国际政治学观点，甚至在新的文明解读中为这一理论提供新的支撑依据。部分学者对中伊文明的“弱对抗”交往的探讨，也常导致人们只看到“对抗”两个字，并生硬地分析强弱程度。更为严重的并不是中伊之间的关系描述，而是亨廷顿将伊斯兰文明与印度文明、西方文明、非洲文明、东正教文明都描述为“强对抗”。以讲求中庸之道的儒家文明来看，面对这样一个“树敌”众多的文明，心中难以形成好感。但又可能因为中伊共同与西方文明和印度文明之间呈现强对抗，而被认为有可能结成“利益同盟”。西方论调下的“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并不排在他们所珍视的优等文明和友好文明的行列。如深陷亨廷顿的论调，将导致本来丰富多彩、刚柔相济、浑然天成的国与国、文明与文明、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被生硬地镶上了不可碰触的滚烫的金属边缘。伊斯兰更是被刻画成了刺猬，谁碰扎谁，到哪里就把冲突带到哪里，甚至动辄玩命。依据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划分，中伊之间的实质交往和友好相处很可能是出于战胜共同的“敌人”，这种同盟和协作是不稳固的，有崩盘的可能。但通观中伊友好交往史，以一个诞生仅二三十年代的理论去评判有上千年友好交往历史的中伊关系主流，显然不仅是肤浅的，更是危险的。众所周知，中伊之间文明与文化交往已经延续了上千年，存在着多时期、多国家、多领域、多案例的成功交往经验，不但有交往果实的实体民族的诞生，更树立了不少国家间文明间友好交往的典范（如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在9·11后的世界新格局中，反复被妖魔化、标签化的伊斯兰，几乎成为了与世界任何非伊斯兰文明都出现强对抗的“怪文明”，且这样的刻板印象已经在西方媒体的有意渲染下深入人心并至少影响了一代人。借着易中天先生的高屋建瓴的时代表述，中伊的相互再认识必须走出亨廷顿的阴影，基于双方的坦诚交往，总结自己的交往技巧和规律，秉承各自确信的文明传统和政治智慧，不再受其他第三方干扰。 四、中伊高层次交往的本质诉求与成行要件当前，国人最关心的还是中华文明如何在21世纪呈现出更高的层次和交往水平，大众对易中天中华史的分析和评述产生强烈兴趣的缘由也即在此。汉族学者对伊斯兰文明给予了不同与西方世界的高评价，是近些年较少听闻到的，这体现了敢说敢讲的名家勇气。然而这种评判并非是最新的发明。自宋以后的中国历史上不乏重用穆斯林的王朝，比如明代的开国大将中多人是穆斯林，明代穆斯林航海家郑和更是一例。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友好相处是有前车之鉴的，一个明显的结晶就是中国回族的诞生，中国回族是两种文明融合而生的混血儿。两种文明对回族来说是一父一母的关系，不分远近亲疏，同等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中国穆斯林民族的代表之一，回族对于父文化和母文化择优而从，并努力融于一身，本身就是不可多得的文明交融和文化合体案例。当然，也有部分西方学者将中国的回族与美利坚民族的融合而成的特征做了比较，认为杂糅的基因中充满着创新力与爆发力。因此，笔者认为有关回族作为中伊文明交流成果的见证和活化石的提法，还应该吸引更多的学者关注和解读，将会对中伊文明交往产生积极而正面的影响。 笔者进而认为，易中天的表达来自于久而久之浸入到对伊斯兰文明和文化的理解和品鉴中，是一种“英雄所见略同”的自然表达，而非添补了思想空白。笔者亦不认为是否对伊斯兰高评价应成为相关学者学术和政治分野的“标尺”，也不认为持反对意见者能够一直将二者处于对立状态，甚至发出你死我活的呼告，这种极端做法本身就是反文明的。对于一个在世界上有十七亿信众的宗教，她几乎遍及各个国家，且有五十七个伊斯兰国家，世界任何一个欧美西方发达国家，其穆斯林信众数都在百万以上，有的甚至接近千万，因此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是陌生话题。已经GDP总量居于世界第二位的中国，要想谋求更高层次地参与国际事务，进行国际合作，并赢得更为良好的国际声誉，恐怕不能忽视处理好与伊斯兰世界和穆斯林个体的关系，这也应该是“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有了共同的利益诉求，就有了新的交往动力，上千年积累的交往智慧和文明对话逻辑，也必须加以重视。中伊交往有着足够厚重的历史积淀、文明成果和动人故事，为中伊之间的健康和谐的关系保驾护航。 （金强，男，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河北大学伊斯兰国家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太平洋大学传播系访问学者，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3级新闻学博士研究生；白贵，男，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伊斯兰国家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伊文明友好交往与交往智慧的几点提示》，载于《中国穆斯林》，2015年第4期，P2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