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于《中国研究生》2015年第8期
持大学术视野，践行人文情怀
——访河北大学白贵教授
在学生眼里，他有着“歌唱家”的风采，紧跟潮流，是学生心目中的“男神”；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师生的严格要求，使他“不怒自威”；熟悉美学、热爱艺术，厨艺纯熟，爱好广泛。他用企业家理念经营新闻学院，为国家和社会培育优秀人才；以人文情怀和国际视野，执教四十载，桃李满天下。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白贵，即入耳顺之年，还在舍、得之间继续奉献能量，践行教育家的理想——教书育人！
从“文学才子”到“文艺青年”
记者：白院长，听说学生时代您就是很有名气的“才子”，在那个时代，您是所谓的“文艺青年”吗？
白院长：现在说的文艺青年跟那个年代不太一样，我们那个年代的文艺青年比较多，实际上还可以分得更细一点，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是“文学青年”。我们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学生，在77级中文系的学生里面，很少有因为没有合适的专业而选择中文系者，基本都是文学爱好者。虽然在进大学之前就发表过一些诗歌作品，我后来发现自己的才能不在诗歌方面，所以上大学以后，写诗就越来越少。因为我看到有很多同学比我更有诗才，所以兴趣就慢慢转向文艺理论、美学，偏重于做学术的研究，大学期间呢，就发表过几篇文学论文，有的还被转载，引起学界关注。
那个时代的青年很多痴迷于文学，能够进入中文系，是一种荣耀。图书馆期刊室里所有的文学期刊都会被借阅一空，总有很多非中文系的、包括理工科学生也在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杂志，——这种情况在后来就很难见到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学生都热爱文学，甚至是迷恋文学，所有的文学杂志销量都非常好，一个普普通通的省级文学刊物销量达到几十万是司空见惯的。
记者：经历“文革”年代，对您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白院长：“文革”十年期间，大学没有通过高考招生，青年大部分被挡在大学门外，所以头一年恢复高考之后，报考的人数就很多，但是录取的又很少。“文革”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可以说是打破了“左”的桎梏，为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而文学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有力引擎，揭露、控诉、反思“文革”，成为那个时期文学的一个主题，所以那个时候的文学吸引了全社会的目光。一些著名的作品，如徐迟写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之后，一时洛阳纸贵。在那个时代，一个有影响的作品出现之后，全国人民都争先恐后地来阅读，每天早晨在各大图书馆开门之前，人们就排起长队。就像郭沫若先生在中国科学大会上所做的报告——《科学的春天》，其实不仅是科学的春天，也是文学的春天。
“文革”是一个动乱的年代，我们都不愿意那样的年代再出现，但是历史既无法假设又难以更改，历史夺走了你一些东西，它同时又赋予了你一些东西。所以“文革”对于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历炼。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他们都是“50后”，我们同属一代人，他们的执政理念、能力在国际上受到好评，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历，经历过红卫兵时期的狂热，下过乡，受过磨难，后来又读了大学、研究生，是伴随中国社会的成长而成长，经过磨练，最熟悉中国的国情，而且从知识结构、社会阅历到心理素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可以说是历史造就的一代人。我们经历了社会的动荡，也受到了磨砺。这种“丰富”是人们不愿意经历、避之不及的，但历史是无法选择的。客观上，苦难造就人，就像人们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动荡年代、社会转型时期，会产生大量的题材，这有利于文学人才的成长。就像民国时期，特殊的年代成就了许多大家和优秀的文学作品，造就了一大批像“郭鲁矛，巴老曹”这样的作家，道理是一样的。
丰富经历只为教育初心
记者：从学生到老师，然后涉足职场----主持人、编辑、阅评员、广告策划，再到现在的院长、教授，您在每一步做选择时的考量是什么？是什么人或是力量推动您一直往前走？
白院长：在上大学之前，就当了中学语文老师，那时候我还不满二十岁。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考入大学，到现在已经工作四十年。年轻时就觉得当教师、培养人才很好，人才是所有的产品中最重要的产品，所以为国家培育人才是个很神圣的事儿！过去有句话说，教师是阳光下最好的职业，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出于对它的热爱，尽管那时候教师的待遇也不高，但我还是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大学毕业后也有从政的机会，但是我都放弃了，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一直走到今天。作为一名文科教师，我认为应该了解社会，了解跟自己专业相关的领域，所以我就在大学任教的同时，给出版社当特约编辑，为报纸和电视台做一些撰稿和策划的工作，给电台做兼职直播主持人（有三年之久），也包括给一些企业做策划，给新闻管理部门当阅评员，我觉得这些工作经历都对我大有助益，为我后来转型到新闻教育领域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也使自己深入地了解了社会，接触到社会中的不同人群。比如说主持电台的节目，嘉宾有省委书记这样的高层领导，也有普通人，主持人的身份可以让自己接触从社会高层到社会底层的各类人，这使我能很好地了解社会。不同的职业，优势和吸引力也不同，但从个人的性格和兴趣上来说，我还是觉得做一个老师好。
教育家品格，企业家意识
1981年河北大学建立新闻专业，是“文革”后全国第一批设立新闻学专业的院校。1995年成立新闻系，2000年成立新闻学院，那时候全国有新闻学院的学校屈指可数。1998年、2000年，河北大学分别获得新闻学、传播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 2005年获得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07年新闻学专业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首批特色专业。2010年，学院获得新闻与传播硕士、出版硕士两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11年3月，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列为一级学科博士点。至今共培育了1万余名本科生、研究生，毕业生遍布中央、地方的各个媒体，有很多成为媒体的骨干和领导，还有一支活跃在教育战线的师资队伍，分布在海内外46所大学，继续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新闻专业人才。
记者：您说过“办好教育还需要有某种企业家的眼光，把学院当作生产人才的企业来经营”，您的经营经验是什么？
白院长：教育跟企业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我们生产的是一种特殊产品——国家需要的合格、优秀的人才。对教育工作者而言，要有教育家的品格，不能只满足做一个教书匠。因为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决定着国家未来的发展。对一个学科的带头人和学院的当家人来说更是如此，不能只满足于给学生传授知识，把他们送出学校，有一个饭碗。我的想法是要输出优秀的、有后劲儿的人才，特别是有大爱、有理想、能担当、能包容、有能力、适应时代要求的专业人才，那么除了有教育家的品格，还要有企业家的意识。比如说企业家注重质量管理，企业家有竞争意识、品牌意识，企业家要拿产品说话，奉献最好的产品，有竞争力的产品，我们也是如此，要把这种意识贯穿到教育教学的实践中，让每个老师明白，我们不光是要教书，我们更要育人。
记者：河北大学新闻学院要办成一流院校，看来必须先树立品牌意识。在您看来研究生培养，人文素养和跨学科视野十分重要。您作为创院院长院长已进入第16个年头，从十几年前媒体对您的的访谈中就看到，您一直强调人文素养和情怀，强调不要画地为牢，倡导跨学科学习，倡导跨文化交流，在这两方面，学院是如何加强的？
白院长：我有一些自己的追求和想法，比如说，要让学生心系祖国还不够，我们要以天下为己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再一个，就是不能满足于我们在大学里面获取的知识，因为知识是会不断更新，旧的知识会淘汰，一个“口袋式”的知识分子和毕业生，他在社会上是很难长久立足的。所以我们强调良好的品格，以胸怀天下为己任，要有一个很开阔的胸怀、善良之心，要有非常好的沟通能力--人际沟通、族际沟通、国际沟通，这样的沟通能力很必要。教师首先要有相应的意识，我们一再强调，要让教师扩大自己的视野，不能只盯着专业，一定要同时关注专业领域之外的东西；我们还有意识地在教师队伍当中力争多样互补，引进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进入到我们学院的教师队伍里来，这样对于学生来说，有助于实现知识结构的不断互补，对于教师来说，也有利于彼此之间的合作，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据说，您非常“惯着”自己的老师和学生，请来国内外各路“神仙”讲座，举办各种学术会议和大量的讲座、交流活动，拓宽视野、增长见识，赢得校内外称赞，这出于怎样一种初衷？
白院长：我做很多事是追求从教育家的眼光出发，尽可能最大限度地给师生提供良好的学术环境、成才环境。因为我们是一个地方性大学，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要调动、利用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源。我们的课堂要把所有的窗都打开，迎接八面来风，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学生吸收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养分。当然，我们也鼓励学生走出去，去实践、去了解社会，去经风雨、见世面，这都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都是为了培育人才。所以我邀请人来讲学，也不仅仅是讲专业的内容，专业以外的各个方面都要让大家有所了解，因为对于传媒人，很难说什么知识是不需要的。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担任院长15年，一直是这样做的，把我们现有的经费和资源用到极致。
记者：学院有来自很多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从您的教育体验，也包括在跟国外大学交流和合作的经验中，您觉得中外的差异在哪？
白院长：走出去很重要，请进来也很重要。外国留学生不管学什么专业，同时也会了解中国文化，这对我们中国的文化传播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同时，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其他文化，因为世界是由多元文化构成的，我们必须对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有全面的了解。走出去、请进来多了，国际化程度会自然地提高；国际化程度提高了，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每一个留学生，每一个外教都是一面大大小小的镜子，我们可以看到他人，同时也可以看到自己。相互学习、共同交流、共同提高。国内国外的研究生还是有差异的，也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说都是年轻人，都对新事物满怀兴趣；不同点就是因为外国研究生的文化环境不同、成长道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所以使得他们有不同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不同的精神追求，不同的风俗习惯，这些都是客观存在。有的留学生在国外接受到较好的学术训练，比较规范。他们探索未知领域的兴趣似乎也比中国学生浓厚。
把握时代脉搏，心系天下
记者：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跨文化传播已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和研究领域。但是相比欧美，中国在这方面的差距似乎很大。在学习和吸收国外文化同时，如何更好传播中国文化？
白院长：“一带一路”是中国一个全球化战略，这是中国走得很大的一步棋，它也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更加注重对外传播，国际交往，这是我们应该下力气做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这里面也有历史的原因。所以我们现在奋起直追，相信这种情况会很快得到改变。特别是在“一带一路”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讲现代人的概念，现代人要有现代意识，能够与人合作、要善于与人沟通。全球化时代，一个人如果孤陋寡闻、少见多怪，他必然是难当大任的。那么对于国际传播来讲，我们一方面希望别人了解自己，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了解别人，双方相互了解，才是一种平等的交流、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现在对外传播，我觉得是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每年新闻传播学的毕业生有很多，但是能够肩负起这个使命的人并不多，其中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很多人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只了解一些皮毛。所以很难系统地、深入地、全面地向国外的朋友们，向其他文化系统的人们来介绍和传播我们的文化。所以，首先是人的问题；再一个是传播的渠道、途径，传播的渠道和途径在不断地建立，进展还是不错；另外，就是传播的资源和传播的方法滞后，所以，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能够赢得世界的尊敬，在文化上光有自信不行，必须有能力。如果光有自信，很可能自我陶醉、顾影自怜。如果我们有能力把我们的文化精华传播到国外，那么我相信，凭着中国文化的独有魅力，它会征服世界上的大多数人。
记者：胡适先生说“敬慎无所苟”，要说自己能够负责任的话，在学术研究和教学中，您也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怎么理解它的必要性？
白院长：做学术研究，规范和严谨在世界各地的大学都是共同的要求。学术研究主张用充分的材料、证据来支撑你的观点和结论，我们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切忌没有多少材料发空洞的议论，做毫无依据的判断。新媒体时代，由于信息的生产是呈几何状在增加，我们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而人的生命相对没有延长多少，所以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会面对大量的信息，尤其是碎片化的信息。碎片化的信息使我们能够比我们的前辈接触到更大的信息量，但遗憾的是，这种情况使我们难以专注，使我们的兴趣点不断地转移，使我们的知识建构呈现一种碎片化，我称之为“缀合效应”——我们的知识结构就像一件打满补丁的衣服一样，连缀而成的一个东西，它缺乏系统性、缺乏深入性。所以现代人的一个毛病就是不愿意深入思考，不愿意独立判断，喜欢受媒体的影响，容易受他人意见左右，这是一种时代病。我们要做出权衡，有取有舍，也是一种读书的艺术、学习的艺术——有所为、有所不为。只是在手机上、网络上获取知识，信源单一，那就造成了一种局限，所以不能做“低头族”，获取信息应该是多渠道的。但是要记住，信息永远不等于知识本身，信息也不能代替思想，更不能代替智慧。
记者：互联网时代，处于媒体转型期，学界和业界都在努力寻求出路，似乎是个巨大的挑战，我们该怎么面对？
白院长：简单地说，就是有变有不变。变，就是要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比如新技术。我们现在有很多事情都可以用手机解决，从获取信息到和别人沟通，从订购火车票、飞机票到转账、理财。如果你不掌握这些信息技术，那么手机对你来说就是单纯的电话。而对于能够应用它的人，手机就是一个多媒体，一个多功能的助手。今天，我们不能拒绝网络，拒绝手机，否则就是把自己隔绝于互联网时代，这是行不通的。特别是我们学传媒的学生，要紧跟新技术，这是要变的部分。还有就是我们的观念，比如说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新闻越来越重要，不能只是讲传统媒体如何做新闻，这些都是要做调整、要改变的。不变的是什么？就是做人，做人的原则——心系天下、善良、包容、求真、公正，这些美好的品格，这在全世界的学校都是共同的追求。时代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人性不变，社会需要的东西不会变，因为这个社会需要秩序，在法律之上我们还需要伦理。人文情怀、理想追求是不变的，做一个有担当、有理想，具有现代意识的，掌握现代科技的，能够推动时代发展的传媒人才。
耳顺之年的舍、得和奉献
跟很多老师一样，白贵教授有自己的性格、追求和爱好。对于学生眼里他“不怒自威”的形象，他表示，“做什么吆喝什么”，坐在这个位置上，就应该谋划院长应该思考的事情。作为一名教师，要为人师表，做老师该做的事情，所以不是说要刻意塑造一个形象，而是在努力地实践着自己的信念和主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地给人一些印象，至于大家的评判，顺其自然。付出得回报，耕种有收获；师生的认可是对他最大的褒奖！
记者：除了学术、教育和管理能力，您被赞誉为“中国好声音”，在美学和宗教文化方面也造诣极高，您的兴趣广泛——音乐、厨艺、垂钓、旅游等，作为一个大忙人，您是怎么做到的？
白院长：爱好毕竟不是专业，也不必说一定要达到多高的境界，你只要喜欢，去做就好了。我是兴趣比较广泛，爱好比较多，现在有一些爱好逐渐疏远了，比如我喜欢垂钓，但是很费时间，就很少钓鱼了；还有一些，像旅游、划船、踏青，现在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得不压缩它的空间或者放弃。有些爱好是从小培养的，还有一些是被逼出来的，比如厨艺，父母上班，家里没人做饭，所以我就得从小学着给全家人做饭，养成了“童子功”。其实只要用心学，什么东西都不难；再一个就是你把它作为兴趣、爱好，它就不是负担，无论做多少件事情，跨入多少个领域，都不会感到疲倦，所谓乐此不彼，就是此意！厨艺也是一种创造，烹饪艺术，有创造的快感在里面。至于学术领域广泛涉猎，是因为哪个方面的知识都想多了解一些，使自己变得更为充实，这都是我所渴望的！
记者：执教四十年，即将步入甲子之年，在事业和生活上，您下一步的规划和重心是什么？
白院长：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明年就到耳顺之年了，人总是要不断地回头看一下自己走过的路，有时候要总结一下。走过的路是有得有失，有经验也有教训，有喜悦也有困惑，甚至是一些磨难，这都是人生当中的题中之意，也不奇怪，这里面有自己的选择，也有的是在被命运推着走。至于未来，按照学校的政策，我还可以工作到七十岁，所以我可能还是会继续延伸我的教师角色，继续教书育人，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培育更多新闻传媒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