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传播学视角的网络、民族、青年三者关系辨析 ——兼谈网络影响民族关系现象在青年中的表现及相关网络治理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河北大学伊斯兰国家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河北保定，071000）
摘 要：网络为民族类事件的传播与民族问题的思辨提供了新平台，参与展示与讨论的主体多为青年，但高水平内容的提供者则多为中年。青年对于民族形象和民族问题的网络认知，相较于中年，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从长远看，有关民族的言论和网络问题治理，必须依靠青年，应依照青年受教育特点与网络使用习惯加以科学研判，并对出现的倾向性问题加以网络空间层面的综合治理。防治民族偏见与误解的无序与违法传播，应该加强相关媒介素养教育，应该从源头上加以治理，并从言论通道上加以过滤，应运用法律手段并对相关违法行为一视同仁。在国家整体意识教育和个人言行教育之间，适当适量加入有关民族观念和团体意识的教育，从上到下形成紧固的链条，使个人到国家的整体与团结意识形成有效贯通。民族问题的传播亦呈现国际化特点，除了主流媒体应该继续强化相关正面内容的生产能力，对于网络和社交媒体发布的UGC内容也应充分重视。
关键词：民族 青年 网络 传播
8090后已然成为网络生态的主力军，他们每天的网络时长占有绝对优势，同时是网络技术的掌控者，是网络新功能的优先体验者和推广者。他们也逐渐成为了民族关系认知、辩解及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维护的主力。但同时，基于青年群体的民族认知和判断，也出现了新现象和新问题，亟需加以研判。
一、网络环境下民族问题认知与讨论的积弊与除弊
传统媒体对于民族关系的报道是相关认知的重要信源，对于民族关系表述和民族问题的处理，理论上已经起到了定盘星的作用。从实践来看，网络信息中对于民族的表述，还存在着一些绝对羸弱、绝对模糊的区域，以及一些在讨论中浅尝辄止、道不清说不明说不透的区域，甚至是一些容易“擦枪走火”、纷争四起的区域。这些区域，一部分具有为学术讨论提供案例土壤的积极作用，成为一些“新思潮”的策源地和诱发新讨论的“案例库”。但部分区域中也有一些观念和主张长期以亚健康的形式存在：一方面由于公开正式出版审查的过滤作用明显，使得一些不确定、不明确、不符合出版要求的内容得不到呈现，对学术生态的原始积累和案例观察起到一定的损伤作用；另一方面，野蛮式生长的部分言论，已经形成难以消除的积弊，成为随时都能查看到的“舆论靶子”和“刻板印象”。由于尚未形成良好的审查和删帖机制，网信部门的部分空间监管和审查力度仍不够，对学术生态的高水平演进起到的帮扶作用不明显。
长期来看，网络中的消极负面和诋毁信息，对于正确看待民族文化差异，建立民族文化自信，构筑民族文化和谐，对于协调全民族的统一认识和统一行动，对于建立强大自信包容和谐的民族生态，是有腐蚀、阻碍和破坏作用的。而一旦形成具有联动性的破坏机制，势必对“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
相对于其他类新闻与信息，民族类议题并非普遍性的热点议题，但一旦发生，又具有“速热速冷”的特点，一般因事件而起，因事件的解决而消除，不会出现长尾现象，而其中一部分也与行政部门干预有关。非事件性议题，平时较多出现在相关论坛的自由讨论中，都有着自己固定且平衡的舆论阵地和板块。这种议题讨论的存续状态，并非是一种具有发展眼光和教育担当的高级舆论形态，而多是在不断地旧说重复和新说难产，是一种观念浸润，也类似“温水煮蛙”式的意识消磨。
笔者认为，网络治理已经提上日程，而关注和研究青少年网民的民族意识、民族观念和在处理民族类问题中的表现尤为重要。当下，目的性搜索和快速浏览，成为了民族知识与信息被传播和接受的主要方式，这必然也产生了信息的差异化流动，造成认知分流和判断偏差。而群体传播有助于形成观点强化和固化，成为新的利益和观点共同体的“衣钵”。
民族传统生活状态的改变（或者说是“破坏”）以及转变过程，在传媒中很难也较少得到直观清晰的反映，原因在于传播不对等，被援助（或者说“被改变”）方较少有能够使用现代社交媒体进行较为主动的民声反映和有效的舆论传播。而报道援助方和舆论支持方，则对整个过程有较为清晰和完整的记录，并且有规划良好的报道步骤。对外的信息传播基本是单边化的，如果没有数量足够的当地掌握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民族青年在网上发出最接地气的真实心声，则长期缺乏真实舆论生态的滋养，导致当地在民心建构、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方面，少数民族难以融入到整体的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大系统当中去。因此，要想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这个积弊必须要清除。
二、青年网民涉民族言论的特点及问题规避
学校教育中的有关民族关系的表述与现实中的民族关系体验，有可能出现比以往更大的脱节，主要表现在教育内容中有关民族和民族关系的表述趋向浅表化和符号化，缺乏实际交流体验和文化互动交流。为节日而节日，为服装而服装，为符号而符号的现象明显，也体现在了一些从事民族问题研究和民族文化研习的学者和学生身上。他们现实中接触少数民族的路径，主要来自于对相关地区、部落的观访、旅游，或短暂接触，可能处于自由意志，也可能是被有意安排的观访，对真正处于偏远地区保持着相对原始生活状态的少数民族，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障碍。而对于他们的扶贫和关照，部分可能带有些许“政绩式”和“大跃进式”的浮躁情绪。此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也容易引起网络舆论的争辩。
青年网民中涉及民族问题的言论中，以偏概全的情况最为普遍。例如，一些网民坚持认为民族是历史范畴，民族的消亡指日可待，民族对人们的固化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不符合世界大趋势。在“求同存异”方面，一些网民过多强调“同”，而这个“同”，往往是等同于或接近于西方的概念，在“异”方面的追求和探求则缺乏主张。笔者认为，民族关系的协调和民族形象的展示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的方针，而对于民族关系的研究也应该坚持“百家争鸣”，网络则是最能生动体现“双百”方针的平台。因此，应该继续研判网络中有关民族关系的呈现方式，特别是要抓住、抓紧、抓好青年群体，为未来和谐的网络民族关系构建打下基础。
形成以偏概全和负面主导的舆论形态，主要原因在于部分青年涉世未深，调查研究和言论表达的严谨性普遍欠缺，他们很容易转载一些作品，转载过程中基本不加自己的按语，没有立场或者立场不明，片面追求表达快感，给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以可乘之机。此外，还有一些帖子，涉及国内外民族关系的对比，多意图明显，且不够严谨，做无标准、无原则类比，有被国外反华势力利用的危险。
另一方面，经过数年甚至十数年的网络培养，青年普遍具有表达自由的诉求，认为自己有自主说话的权力，即使是错误的，也要誓死捍卫说话的权力。西式言论自由如果不考虑国情因素而滥用到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处理上，则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参与讨论的群体，来自于不同力量强弱对比的两方或者多方，即使平等地讨论，由于发言个体数量的对比，国际语言传播能力的对比，也会使得很多声音在更大的场域里发不出来，或者看不到效果。“沉默的螺旋”体现得比较明显，而自由放任的结果极有可能是仇恨加深和多败俱伤。
三、以青年为重点的网络民族教育势在必行
各民族人员流动性的增加，民族间的接触面变广，不可控和不确定性信息也随之增加，信息流的不确定指向与无边界性，带来信息监管和网络治理的难题。关涉民族的信息，特别需要知识丰富、专业过硬、素质可靠的相关编辑充当把关人，而这样的人，一般不太可能是青年人。而相对资历较为丰富的中年人，要勇于涉入相关青年人喜欢谈论的话题中，加以信息把关和舆论引导，应该做到暗中管理，删除极端恶帖，并导之以高水平的评论。这个工作并不容易操作，即这个网络编辑团队怎么遴选、怎么保持、怎么运作，仍然是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这样一个专业的编辑团队，任凭一些虽然不太极端但具有破坏性的言论刷屏，久而久之对已有的正确的民族观念也会不小的影响。
作为民族言论传播发出的机构和个人，首先要考虑自身的目的性，信息的管理，必须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既有全面性，也要体现重点。关涉民族类的言论一般具有情绪化和标签化的特点，并大量罗列极端案例，使用剪接手法和蒙太奇，归根到底就是突出了其表达的指向性，一般是先有论点，再找论据支撑东拼西凑、移花接木。因此，克服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还必须从培养具备思考能力和懂得传播规律的青年入手。
此外，现实中的民族接触与网络民族言论也常出现脱节的情况。笔者在青年大学生中做过相关的多次测验，得出的结论趋同。即以河北省为例，绝大多数大学生所接触的少数民族为满族、蒙古族和回族，其他民族偏少。约95%的学生没有维吾尔族同学或者朋友，甚至没有真正意义的交谈过。这种交际“断绝”并非是刻意造成的，而是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和地域观念限制。关于某些少数民族的谣言和毫无根据的言论，一部分虽未呈现在网络上，但也仍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言论，存在于口耳相传的代际或家族传承中。一些农村，根深蒂固地对某一些少数民族的来源、饮食、习惯等，持有完全不同于教科书的认识，而且通过“家族教育”式的传承，形成了一种“深信不疑”的判断，虽然这种看法并没有得到过社会验证，或者并没有在强冲突性辩论中实现“自圆其说”和彻底说服，却保持了一种具有内循环性质的地方性认知。这其实与当地与部分少数民族隔离化生存有重要关系，甚至也与历史上发生的一些被“私下定性”的涉及民族关系的事件有关。
而如果此类言论在原生态下自我封闭式的传播，危害一般可以限定在一时一域，但互联网时代，此类言论极有可能留下网络印记。且在这种环境下生长起来的青年，到外地求学或生活，身边有了真正的符号感强烈的少数民族出现时，用旧有看法去对话交流，可能会出现话语对抗。甚至，如果这种交流和对话出现在网络上，极容易形成群体性舆情事件。而对于此类舆情事件，又不能完全按照一般舆情事件的方式来处理，尤其是涉及到核心的民族宗教知识，面对面的说服教育很难实现。而被用作辩论素材的一些“史料”，如果不从根本上清除网络印记，就会被重新搜索到，并成为下一次辩论的素材。这种回旋式的观点交锋，如果在一知半解的非专业人士中升温，并主要依靠个人体验和经历加以对答，没有合适而高水平的学者出面澄清、主持公道，则很容易“擦枪走火”形成现实中的群体性事件。
四、对于相关问题解决办法的思考
（一）以相关媒介素养教育为抓手的舆论土壤改善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知识信息的透明，民族学科自身和周边理论知识的阐释和架构，在理想状态下已经不存在认识、理解和理论上的藩篱和盲区，甚至也可以说不存在误区了。但民族问题研究在大学文科专业中，属于相对的偏门和冷门，专业的门槛性和限定性较多。普通大学生在公共选修课方面，仅能接触到浅层次的民族呈现与民族关系理论。除个别民族院校外，较少开设专门的民族知识和理论课，而是多与其他相近专业结合，课程也多进行了“去敏感化”处理。因此，有关民族知识理论在高校中的土壤培育，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
解决相关问题，教育是根本的抓手和保障，而从平台上来讲，网络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民族问题的解决，要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和黏连性，特别是考虑到沟通的重要性和持续性。谁和谁沟通，沟通什么，要达到什么效果都很重要。信息要流动，观点要争辩，共识要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情感上的理解与认同是第一步，短时间内的绝对性说服变得愈发困难，民族间细水长流式的对话交流符合共同利益诉求和科学发展观。此外，还应让大众传播、群体传播和个人自我传播三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系统，这三种交流都应该是启发式和渐进式的，而不是宣教和背书式的。
培养优质的舆论土壤，力求正态的民族舆论呈现，培养民族青年积极投身到网络舆论战之中，尤其是要有应对国际网络舆论战的能力。要以正确的认识替代错误的认识，以健全的认识替代羸弱的认识，以国际的民族关系眼光来替代国内的民族矛盾浅见。这既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也是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
改善认识，要从青年做起，使青年成为民族关心新认知的生力军，最可直接见效的方法仍然是网络平台作用的发挥。因此，管好网，用好网是当务之急。
（二）以优秀网络内容建设为核心的民族媒体建构
对于网络来说，优秀的平台需要优质的内容，而内容真正关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观念。对于民族问题的认知，全面和高水平的认知，需要日积月累，并不总是能够恰逢其时、恰如其分地出现。恶性网络语言主要表现为无知、偏见、对抗等若干等级，是舆论交锋前沿的常态。而良性网络语言则主要体现为了解、交往、尊重、互助。确有一些具有顽固特点的言论，为了打嘴仗而打嘴仗，为了黑而黑，为了反而反，既不关涉问题与主义，也无关信仰与道德，这属于综合性的网络治理问题。但如果网络恶语蔓延到民族问题领域，则同样容易形成不成比例的对抗态势，极有可能伤害民族知识分子情感，并最终影响到普通民众。问题的起因在于缺乏了解和沟通，缺乏真心交朋友和坐下来面对面交流，致使网络戾气蔓延。一些“民族问题爱好者”虽然对于“不同而和”的理念也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是涉及到不同时，一般还是会选边站，并呈现厮杀之势。
部分旧有民族观念，也呈现出一定的代际传承性，且常与封建腐朽思想交织在一起，越来越显示出不足性和偏见性。越来越多样的信息发布与沟通方式，和越来越多尘封资料的发掘与共享，促成了一些更倾向于原生态的观察和思考，用事实说话，看史料说话，致使部分旧有的民族理论不再适用。此时，新的优秀的符合时代精神民族关系表述应该迅速填补空白，学者也应该提早做好理论准备。
（三）对具有破坏力的不良民族关系判断和思想的抵制
要深刻地剖析这些根深蒂固的民族问题所产生的根源，要思考中国历朝历代中各民族的地位和声誉，历史性地加以考察和判断，从中推导出一些民族认知与关系维护的黄金法则。民族关系中的聚合力和分散力都与当时的环境和压力有关，但各民族间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冲突，要在发展中解决民生问题，以民生问题解决民心问题。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大背景下，更不应该任由国内的某些民族分裂和民族歧视言论传播，不要有“长城内外分两家”的“华夷”思维。但是，网络上不少刺激性和斗争性言论则集中于此，以今人的“大一统”思想来臆断当时的“割据混战”，以狭隘的“大汉族”思想来抨击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反之）思想。基于精心搭构的“史实”作出的论断，一定会指向偏见、误解和争斗。还原事实本身，则应该倾听网络上的多种声音，形成网友之间的良性互动，相互提醒、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最终趋向于构建相对完整真实的史料集成。而依据一些片段作结论，形成“水火不相容”的观点，则是低水平的表现。
应该从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国计民生出发，公平合理地对待每一个民族和民族成员。在重视民族差异的前提下，应推进和深化对民族平等的更高层次的认识，尤其要注意这个平等一定应该包含网络使用权平等和网络表达权平等。要实现这一目标，特别应该培养各族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和网络精英，有效利用网络来构建民族命运共同体，有效通过网络来传递有关该民族的真实客观的声音和正当诉求。只有民族共同体维护好了，国家命运共同体才会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载于《新闻论坛》，2019年第4期，P8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