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本杰明·巴伯曾用“麦当劳世界”（McWorld）和“圣战世界”（Jihad World）来描述当今世界冰火两重天的状态：一边是全球化的现代世界；另一边则是反现代性和碎片化的世界。当下的中东为巴伯的理论提供了注脚。在动乱潮的冲击下，中东的民族国家体系正在土崩瓦解。突兀而起的“伊斯兰国”像一块镶嵌在当代世界的“中世纪飞地”，屠杀斩首、买卖奴隶、毁坏文物，这些本应存在于历史书中的现象在这里大行其道。错愕之余，人们不禁要问,“圣战世界”为何会出现，激进主义为何能把一些成长于“麦当劳世界”的青年变成嗜血的恐怖分子？
系 谱
“伊斯兰国”现象折射出的是一种宗教复古主义和激进主义，它是伊斯兰史上反复出现的复古运动的现代篇章。《古兰经》作为信徒心中的天启经典，“逊乃”作为穆斯林的道德楷模，萨拉菲（前三代穆斯林）时代被视为伊斯兰史上的黄金时代，从文本和历史两方面为复古主义提供了动力。但复古主义往往只在社会陷入危机时出现。历史上，伊斯兰世界曾引领风气之先，成为世界文明的灯塔。在阿拔斯王朝时期，阿拉伯人在文学、艺术、哲学和科技等方面都达到当时世界文明的巅峰。然而，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全方位地落后了。穆斯林救亡强国的复兴梦想屡受挫折，陷入了现代化的困顿和意识形态的混乱。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征服后，伊斯兰世界始终在探寻两个问题的答案：一是如何对待西方和现代性，特别是怎样对待现代西方政治的核心价值——世俗主义；二是如何对待传统，即本土的宗教、文化和价值观。围绕这两个问题出现了三种思潮：第一种是全盘西化。伊斯兰世界堪称政治改革的试验田，源于西方的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被逐一尝试。遗憾的是，它们没能帮助阿拉伯人民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最终都殊途同归，演变为威权或王权，没能超越“家天下”的藩篱。第二种是伊斯兰现代主义。主张先正本清源，重拾文化自信，然后学习并赶超西方。然而，方法论的错误决定了伊斯兰现代主义无法通过复古实现现代化，反而为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思潮提供了沃土。第三种便是宗教激进主义。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性与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文本主义相遭遇，产生试图通过回归宗教原旨，鼓动暴力反抗殖民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激进思想。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的失败，赋予了伊斯兰主义负面合法性。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替代品，获得运作空间和动员能力。同时，世俗政权对伊斯兰主义者采取高压政策，温和伊斯兰主义者参政之路被堵死，为激进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伊斯兰激进主义虽由现实政治所驱动，但有着深远的思想根源。其源头可上溯至14世纪伊斯兰学者伊本·泰米叶的萨拉菲思想，历经近代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主义，再到当代埃及伊斯兰主义，一直发展到“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信奉的“圣战萨拉菲”思想。
伊本·泰米叶是萨拉菲派的奠基者，也是伊斯兰激进主义的鼻祖。其思想的激进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定叛，即判定穆斯林叛教；二是圣战，即向悖信者和叛教统治者发动战争。他赋予了“圣战”前所未有的地位，认为它“比伊斯兰教功修中的礼拜和朝觐还要重要，比在圣地麦加居住更值得嘉许”。在一条教法律令中，他宣布向已皈依伊斯兰的蒙古统治者发动“圣战”合乎教法，因为他们虽口舌承认，但并未实行伊斯兰教法。
18世纪中叶，阿拉伯半岛内志地区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阿卜杜·瓦哈卜发起宗教改革运动。他继承了伊本·泰米叶的思想，并更激进地阐释了萨拉菲思想的核心信条。瓦哈比派与沙特家族的结盟，推动了该派的兴起和传播，也为后来沙特阿拉伯的建国奠定了基础。
当代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发源地则在埃及。在上世纪中后期纳赛尔政权的铁腕镇压下，宗教性政治组织——穆斯林兄弟会部分成员走向激进，其中穆兄会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卜的思想对伊斯兰主义的激进化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库特卜深受欧洲左派革命思想影响，其思想实际上是一种以宗教为外壳的现代暴力革命思想。库特卜思想的激进性体现在对国家与社会性质的二分法：一种是“人治”的“蒙昧时代”；另一种是实行“真主法度”的“伊斯兰国家”。据此，当下伊斯兰国家便失去了宗教合法性。他还强调穆斯林有义务反抗非伊斯兰政权，以恢复“真主主权”，隐含了暴力逻辑。受到库特卜影响，埃及伊斯兰主义者阿卜杜·萨拉姆·法拉吉将圣战提升为伊斯兰教第六项功修。
沙特阿拉伯是当代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另一策源地。得到沙特政治庇护的埃及、叙利亚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将伊斯兰主义与瓦哈比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反对王室的“新瓦哈比主义”。上世纪80年代阿富汗抗苏战场则成为吸引全球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的磁场，为来自埃及和沙特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提供了合流的契机，“库特卜主义”和“新瓦哈比主义”融合，形成了以复古和暴力为主基调的“圣战萨拉菲”主义。
信 条
“圣战萨拉菲”主义融合了中世纪萨拉菲思想、近现代萨拉菲—瓦哈比主义、当代伊斯兰主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该派思想中，“认主独一”是正统性基础，回归经训是阐释宗教的方法，定叛是批判现实的工具，“圣战”是达成目标的途径。它以严格的“认主独一”标榜自身正统性和优越性，自封为在“末日审判”时获得救赎的“获救派”，以末世论蛊惑人心；该派随意定叛，将当下社会和不遵从己派主张的穆斯林断为悖信者，占据宗教正统的高地，获得强大的批判武器；该派将事物分为“伊斯兰”与“非伊斯兰”，把人群分为穆斯林与悖信者，要求对穆斯林忠诚友爱，与异教徒划清界线；要求生活在“非伊斯兰疆域”的穆斯林，迁徙至“伊斯兰疆域”。
“圣战萨拉菲”的暴力思想主要来自对伊斯兰“圣战”观念的曲解，它将“圣战”提升为每个穆斯林均需履行的宗教功修，将政治反叛偷换为宗教战争，要求穆斯林对异教徒、穆斯林叛教者和非伊斯兰政权发动“圣战”。“圣战”、“为主道殉难”等观念被用于激进组织的行动动员，帮助暴恐分子克服恐惧，为暴力行为脱罪，并产生神圣感和预期回报，从而建构了“造反有理、恐怖无罪、杀人有功”的暴力逻辑。“圣战萨拉菲”还将“圣战”推向全球，从阿富汗战争起，“圣战”运动出现“游牧化”特点，“圣战者”在全球范围流动。从波黑和车臣，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哪里有穆斯林蒙受冤屈，大批“圣战者”便前往支援。
“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大同小异，前者萨拉菲—瓦哈比色彩较浓，后者有显著的“库特卜主义”烙印。受到古典萨拉菲主义的影响，在伊拉克、叙利亚教派冲突的背景下，“伊斯兰国”对待什叶派等宗教少数派更加残暴。继承了埃及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基地”组织，则主张暂时忽略教派分歧，团结全体穆斯林对抗敌人。在建国问题上，“基地”组织主张“缓称王”，“伊斯兰国”则急于占山为王，建立“哈里发国家”。
实 质
伊斯兰激进主义利用宗教表达诉求，或以宗教的名义煽动暴力，但驱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并不是宗教本身，而是某种具体的、真实存在的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及其导致的怨恨。说到底，伊斯兰激进主义是一种反体系的政治思潮和运动。国际关系理论家沃勒斯坦指出，伊斯兰主义是国际体系边缘地带挑战中心地带的表现形式之一，与其他激进革命思潮和运动并无本质区别。伊斯兰激进主义在国内和国际两个范畴挑战现存体系的合法性：在国内，它否定世俗政权的宗教合法性，与官方伊斯兰争夺正统性，用激进的宗教信条动员群众；其国际议程则是颠覆民族国家体系，试图恢复用伊斯兰教法治理的“哈里发国家”和穆斯林“乌玛”。伊本·泰米叶用其思想反对蒙古统治者，瓦哈比主义则通过批判苏菲主义，挑战奥斯曼帝国统治。“基地”将矛头对准“远敌”美国，“伊斯兰国”则聚焦“近敌”，反抗伊拉克什叶派政权。
如今，反恐与去极端化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应对激进主义的正途应是消除其产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而不是与伊斯兰和穆斯林为敌。以“伊斯兰国”为例，该组织属于逊尼派叛乱武装，其产生的深层次根源是伊拉克战争后，逊尼派被边缘化，美国不负责任地匆忙撤军，极端组织在萨达姆时期军官和逊尼派部落的支持下得以发展壮大。
与激进主义的斗争是一场观念之战，在世界10多亿穆斯林中，激进主义者是极少数。伊斯兰教在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中正、宽容、理性的资源，它们在抵御激进主义的斗争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首先，应弘扬伊斯兰多元共存的精神。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信仰相同但文化各异的局面，这不仅使伊斯兰教成为世界性宗教，而且可以成为抵御激进主义的宝贵资源。世界各地穆斯林应弘扬各自传统，彰显本土价值，赋予宗教以生命力和适应性，抵御一元主义的信仰观。教派共存是伊斯兰史上的常态，逊尼派、什叶派和苏菲派曾在伊斯兰世界的大多数地区长期和平共存。广大穆斯林应认识到宗教内部产生不同派别乃惯常之事，应以宽容之心待之。放大教派差异，随意定叛，不仅与伊斯兰正信相悖，还导致穆斯林内部的分裂。即使在逊尼派内部，四大教法学派也有差异。在伊斯兰史上，教法学家曾倡导在教法问题上求同存异，忽略细枝末节。
其次，倡导教法创制，使教法与社会现实紧密互动，与时俱进。主流宗教机构和学者若固步自封，在现实问题上失语，将给激进主义者曲解宗教提供空间。
第三，倡导理性主义。伊斯兰教将宗教知识分为传述知识和理性知识，前者指经训，后者指哲学、法学和史学等人类理性思维的成果。近代以来，伊斯兰教内部对理性知识的贬低，导致文本主义和复古主义泛滥，使宗教思想丧失了自我更新的动力。穆斯林大众应当认清，伊斯兰激进主义属于“向后看”的历史主义，它沉湎于对伊斯兰黄金时代的追忆，企图通过恢复传统的方式建立一个“伊斯兰乌托邦”。作为一种反叛思想，它能破而不能立，绝不是伊斯兰世界发展和富强的药方。
从政治制度层面讲，阿拉伯国家均面临政治改革和转型的挑战，宗教与国家的关系需要恰当定位。宗教在阿拉伯国家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欧洲式的激进世俗主义在此行不通。伊拉克、叙利亚和突尼斯曾是阿拉伯世界世俗化最彻底的几个国家，近几年却成为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最猖獗的地方。因此，阿拉伯国家需要探寻世俗主义的新内涵，找到一种符合本土价值和政治发展需求的现代性模式，在伊斯兰主义遭遇挫折后，探寻伊斯兰教在公共空间发挥作用，但不再坚持政教合一的“后伊斯兰主义”政治模式，充分吸纳现代性因素，才能建立适合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制度，为抵御激进主义提供制度环境。在这方面，埃及伊斯兰学者阿卜杜·瓦哈卜·迈斯里和突尼斯伊斯兰学者加努西提出的“部分世俗主义”和“程序世俗主义”的观念，均为解放思想、重构政教关系的有益探索，应当得到伊斯兰世界的重视。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15年第10期，更多精彩内容请见《世界知识》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