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举办了“伊斯兰教与国家安全战略”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与2013年12月召开的“伊斯兰教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属世宗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主办的“伊斯兰学术研讨会系列”。会议围绕“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形势”、“宗教极端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挑战”、“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伊斯兰国家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的经验与做法”以及“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全球安全战略”等主题展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等多家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在开幕式上致辞指出，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伊斯兰教与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对于如何处理民族宗教关系，更亟需集思广益，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这就需要抓住3个重点，即伊斯兰教的信仰特点是什么、伊斯兰教与周边国家和国际局势的关系是什么、伊斯兰教与相关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什么。与此同时，必须做到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党对民族宗教工作的领导，加强政府管理特别是对民族宗教问题的管理，尊重宗教信仰特别是对边疆民族地区群众信仰习俗的尊重。探讨伊斯兰教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关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冷静分析、集思广益，综合各方面意见。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张训谋认为，周边国家特别是伊斯兰国家对宗教极端主义的主张、做法和经验对我们来说，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借鉴其他国家相关做法的同时，还应注意坚持从实际出发，找到一个对中国实际情况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可行方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吴云贵研究员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将宗教视为一种建设性、辅助性的社会力量，而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将宗教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甚至同国际社会的安全联系起来。近年来，宗教极端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似乎更加严重，因此有3点需要注意：第一，如何真正有效地防止和抵制外来宗教渗透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在于以主流的宗教思想来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第二，如何消除外来宗教思想以及伊斯兰教思想中的负面内容对民众的消极影响，这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关键问题。第三，如何理顺国民教育与宗教教育之间的关系，亟需改变国民教育不讲宗教、宗教教育只设宗教专业课的现状。
国家宗教事务局三司副司长李革认为，无论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看，还是从处理好我国边疆地区民族宗教工作的需要来看，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安全形势的意义和影响不容忽视，甚至可以直接影响到“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战略构想能否顺利实施，影响到中华民族能否最终崛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在题为“对我国新疆安全形势的几点看法”的发言中指出：第一，目前我国反分裂、反暴恐斗争到了一个新阶段，斗争日趋尖锐。对此严峻形势，国家层面具有充分的认识，但若从全国范围来看，对此问题的认识并不充分。第二，伊斯兰教和暴力恐怖事件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宗教有两面性，应该引导宗教发挥在国家稳定发展中的建设性和服务性作用，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贡献。第三，必须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协调好新疆和内地的关系。第四，应该将国际和国内形势结合起来考虑，边疆的稳定发展既有国内因素影响，也有国际因素影响。第五，应该做到两个结合，即硬性手段与软性措施相结合、去极端化与去贫困化相结合做好新疆工作。新疆公安厅民族发展研究所应中安研究员在题为“新疆安全形势、特点及对策”的发言中，提出新疆安全形势严峻，表现在4个方面：第一，当前新疆的形势非常严峻，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过的。第二，极端思想的传播泛滥，主要通过地下讲经点、互联网和移动介质等3种方式。第三，新疆一些地方出现了伊斯兰化倾向凸显的趋势。第四，暴力恐怖活动高发。上述趋势在未来几年内都不会有太大改变。在对策方面，他提出应采取3种办法：第一，相关政策应做全国通盘考虑。第二，对极端主义势力保持严打高压。第三，做好去极端化工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主任方金英研究员在题为“治理当前暴恐问题的治本之策思考”的发言中指出，抵御宗教极端主义渗透的治本之策在于：第一，提高伊斯兰教界的学识，而从目前看，宗教学界学识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第二，缺少走在时代前列、为教内外都认可的思想家，未来能否出现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引领世界，值得关注。第三，伊斯兰教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百年翻译运动是一次海纳百川的运动，伊斯兰社会只有推动第二次思想运动，才能回应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危机。第四，未来应该从推动穆斯林本身开始，推动在他们中出现思想家、百年翻译运动乃至汉文译著，这才是解决新疆问题的治本之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金宜久研究员的发言题为“从国际视野看宗教极端主义”。在发言中，他首先回顾了当代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并认为1972年在慕尼黑奥运会的恐怖袭击案可以视为暴恐活动出现的一个标志，这些暴恐活动的内核则是宗教极端主义。而上世纪70年代阿富汗战争、“9·11事件”都标志着宗教极端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次，从国际环境来看，虽然美国重心从欧洲、中东地区转向了亚太地区，但在一些地区留下了大量政治真空和各种矛盾，这是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国际背景。再次，当前的宗教极端主义的活跃有其政治原因，也有宗教原因。因此，有必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做好防范宗教极端主义的工作。最后，应加强对宗教极端主义的研究，解决一些模糊的认识，例如看不到宗教极端主义的政治危害性，单纯用宗教的规律来抵制宗教极端主义。与此同时，加强研究的另一目的就是从正面阐释宗教，消除宗教极端主义的思想危害。博联社总裁马晓霖的发言题为“宗教极端主义的短暂性和非主流性”。他认为，首先，宗教极端主义具有短暂性和非主流性的特征，其根源在于社会治理的失败和既有秩序的失效。其次，当代宗教极端主义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阶段和背景，特别是与二战以后的中东局势以及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密不可分。最后，解决宗教极端主义有两种模式可供借鉴，即土耳其模式和美国模式。外交学院施展教授的发言题为“作为当代游击战的恐怖主义”。他首先从探讨宗教和人的生存困境以及宗教和心灵需求之间的关系入手，阐明宗教的吸引力就在于帮助个体摆脱焦虑，获得宁静。如果将这一认识放在伊斯兰教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层面来看，不难发现今日之穆斯林面对着普遍性的内在焦虑。这种焦虑既来自伊斯兰国家在国际上被边缘化的地位，也来自伊斯兰国家的国家专制主义痼疾。这两者导致穆斯林社会无法排解巨大的焦虑，并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解体为原子化的个体。存在于穆斯林中普遍的怨恨情绪最激进的反应便会呈现出恐怖主义，其表现形式就是与传统战争不同的游击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欧亚所苏畅副研究员的发言题为“当前中亚与中东恐怖-宗教极端主义关联”。她认为，第一，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呈现出本土化、分散化、内生性的特点，中亚地区内部产生了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宗教极端思想在中亚传播加强。第二，中亚与中东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关联，表现为中亚恐怖分子到中东参战、“伊斯兰国”势力向东蔓延等趋势。第三，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极端思想扩散要严重于恐怖主义的威胁，2015年中亚国家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安全考验。第四，从应对思路来看，必须思考伊斯兰极端思想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关系、如何与西方国家合作以及如何利用新媒体的影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西南亚研究室主任王世达的发言题为“宗教极端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挑战”。他从近期巴基斯坦宗教极端组织、阿富汗塔利班以及孟加拉恐怖袭击活动入手，分析了南亚极端势力的近期态势，并从恐怖威胁和极端势力的演变分析了南亚极端势力对我国可能的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杨桂萍教授的发言题为“以伊斯兰教的正信正行抵御极端思想，维护国家安全”。她认为当前新疆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影响，这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民生问题、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第二，一些地方粗暴干涉正常宗教礼仪的现象不仅伤害了普通穆斯林的感情，也伤害了广大民族干部的感情。第三，部分留学归国的穆斯林对中国发展状况和国外的局势缺乏清晰判断，甚至盲目崇拜外国。第四，要用伊斯兰教的正信正行抵御极端思想，扩大获得宗教知识的合法渠道。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旭的发言题为“毛杜迪的宗教政治学说及其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他主要介绍了上世纪伊斯兰世界重要思想家毛杜迪的伊斯兰国家理论和圣战理论，认为毛杜迪的圣战理论和圣战观念是和伊斯兰国家的观念结合在一起的，毛杜迪的政治学说吸收了西方民主的思想，提出了神权民主，其思想直接影响了穆斯林兄弟会。
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副主任李林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本次研讨会有3个方面的意义：第一，目前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是16.8亿，占全世界人口的23.4%，而从我国发展战略来看，无论是西进战略、南下战略还是国家近期提出的“一带一路”，都绕不开伊斯兰教与国家安全战略这个主题。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是相邻的两个文明板块，从此意义上讲，伊斯兰世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必然是持续的，不可避免。不仅涉及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也涉及思想、文化乃至生态等非传统安全。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将其视为一个历久弥新的“新常态”来看待。而两大文明板块的交汇之地首当其冲就是新疆，就像两个大陆板块交界的地方往往是地壳运动最激烈的地方一样，文明板块的交汇点往往也是交流与交锋最为突出的地方。也正是因此，新疆才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第二，本次会议的发言和观点不仅有一致之处，也出现了难得的思想碰撞和交锋，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对两个问题的认识上：即宗教极端主义对我们国家特别是新疆影响是长期的，还是短暂的？伊斯兰教在抵御宗教极端主义过程中可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从根本而言，各种意见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即都是出于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抵御宗教极端、反对暴恐、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区别在于对具体问题和举措的认识不同。大体而言，有的人强调下猛药，保持高压态势；也有人主张不可操之过急，只能文火慢炖，徐徐图之。治理宗教极端主义不仅要治标还要治本，不仅要治症还要治病。而要做到标本兼治、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于，治理举措应走向多元化而非单一化、具体化而非简单化。第三，本次会议也具有一定的创新和开拓意义，突破了对伊斯兰教与国家安全关系的传统理解。国家安全属于一个“负向”词汇，而本次会议不仅涉及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问题，还从更广范围涉及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乃至伊斯兰世界在中国的全球安全战略中所具有的意义，超出了狭义的国家安全的范围。可以说，狭义的国家安全属于单向范畴，本次会议将其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属于双向甚至是多向的范畴。就此而言，这种安全战略观或许更接近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总体的国家安全观”，这正是本次会议的创新价值所在。
